高昌，是西域古国，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，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。
当夏季降临到这个古老的盆地的时候，吐鲁番的太阳开始考验所有生命的耐性，有“火洲”之称的吐鲁番，在每年6月至8月，气温经常升至摄氏47度，而中午的地面温度，最高可达到摄氏82.3度。
在如此高温天气下，为了迎接吐鲁番第24届葡萄节，吐鲁番歌舞团的成员们和往常一样，在队长木拉提·赛买提的带领下开始排练。
木拉提从小喜欢乐舞，能唱能跳能弹，19岁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就来到吐鲁番歌舞团，一跳就是28年，从一个小演员成长为舞蹈队队长，为了这次葡萄节，吐鲁番歌舞团担任了重要任务，木拉提也就成了歌舞团节目总编导，为了拿出好节目，木拉提希望能从吐鲁番的古典乐舞得到启发，要研究高昌乐舞，这就得从西域高昌古国开始。
车师前王国在公元前3世纪的都城，就是现在的交河故城，那时吐鲁番是匈奴人进出西域的基地，整个交河故城，天然土崖，街坊房屋，寺院高塔如故，好似一艘航行中的巨轮。
从公元前108年开始，汉帝国开始与匈奴人争夺此地，凭借交河城的险峻地势，匈奴军队与汉军进行着惨烈的拉锯战，5次大规模的战役持续了50年，在第5次战役中，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王国也派遣军队协助汉朝，直到公元前60年，在汉军更为猛烈的攻势下，匈奴人终于臣服了，交河城升起汉朝的军旗。
交河故城素有“东方庞贝城”之称，是吐鲁番悠久历史的见证。
由于吐鲁番得天独厚的干燥少雨气候，交河故城在经历了2300年的风雨沧桑之后，城市建筑布局的主体结构依然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，许多城垣墙壁依然巍巍屹立。
今天，走在交河故城，当年的市井格局及官署、寺院、佛塔、坊间街巷等仍历历可辨，在中央大道以北，是佛教寺院区，是全城规模最大的建筑物，因这片寺院是全城最大的佛寺，因而被统称为大佛寺。
大约公元4世纪左右，佛教开始从中原回传到高昌，从此佛教开始影响生活在这片绿洲上的人们，这里曾经是高昌最早的佛教中心。
只有了解一座城池的历史，你才会明白这座城市带来的文化内涵，木拉提望着这昔日繁华的交河城，想起古人的“黄昏饮马傍交河”，“紫驼夜渡交河月”的诗句，不禁思绪联翩，感慨万千……
葡萄节来临之际，葡萄地也开始热闹起来，木拉提闲时会来到葡萄地，与农民一起享受酸甜苦辣，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。
在吐鲁番，木卡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这里的人们熟悉木卡姆，就像熟悉自家的葡萄地一样。这些普通平凡的维吾尔族人，并不知道他们所喜爱的乐舞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，并不知道其中，究竟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，凭着简单的喜爱和血脉里的因子，他们就从前辈那里，把生动活泼，形式多样的乐舞，继承了下来，并从此就对乐舞怀有了极大的兴趣。
西域盛行乐舞，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吸纳西方和中原的乐舞文化，创造了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高昌乐舞。早在南北朝时，代表高昌乐舞体系的《高昌乐》就已形成了。可是木卡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音乐呢？它与高昌乐舞有什么关联呢？带着疑问，木拉提走进了高昌故城。
公元460年，北凉残余势力灭了车师前国后，柔然立阚氏伯周为王，称其国为高昌国，掀开了高昌王国的序幕。高昌城一跃而为吐鲁番盆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公元638年，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，西行求法的玄奘来到了高昌。此时，正是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统治时期，国家十分强盛，佛教已经流行开来。
在高昌，佛教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它是高昌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支柱。在这个尊崇佛法的绿洲国家，一个高僧对民众的影响力无法估量。
从唐朝不远万里来了一个精于佛法的高僧，麴文泰很是高兴。他为风尘仆仆的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
麴文泰想尽办法要留下玄奘，希望他能够成为高昌的宗教领袖，却被一心要西行的玄奘拒绝了。
玄奘的修养和舍身求法的决心深深地打动了麴文泰，一个国王一个僧人，两人在佛祖面前结拜为兄弟。高昌国王表示，尽最大的力量支持玄奘西行，玄奘也答应，从印度求法归来，在高昌讲经三年，在丝绸之路探险史上这是最为传奇的一页。
站在这曾经一片繁荣的地方，木拉提努力的想象着当年歌舞升平的盛况，冥冥之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公元640年，麴文泰与西突厥结盟，唐太宗派遣侯君集、薛万均等大将挥师西进，征讨叛逆，平灭高昌，并且从高昌带回《高昌乐》及其表演艺人。
这次从高昌带回的高昌乐舞，又一次在京都引起热烈反响，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对高昌乐的编制阵容作了如下记载：高昌乐，舞二人，白袄锦袖，赤皮靴，赤皮带，红抹额，乐用答腊鼓一，腰鼓一，鸡娄鼓一，羯鼓一，箫一，横笛一，筚篥二，五弦琵琶二，琵琶二，铜角一，箜篌一。
宋使王延德在《使高昌记》一文中，也有“高昌人喜歌善舞”、“乐多琵琶、箜篌”“好游赏，行者必抱乐器”的记载。
木卡姆音乐，继承和发扬了古代西域音乐中的《龟兹乐》、《疏勒乐》、《高昌乐》、《伊州乐》等音乐传统，以汉唐时期已形成了完备的艺术形式，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。公元十六世纪，由叶尔羌汗国的阿曼尼萨汗王后组织音乐家们，将民间流传的十二木卡姆音乐进行了系统的规范，使木卡姆音乐更加完整地保留下来。
木拉提站在故城的遗址上寻找着遗留下来的繁盛印记，那些能歌善舞的西域女子，络绎不绝的商队，琳琅满目的货物，以及来自不同国家，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仿佛就在眼前。但细细品味这种繁华，想把它抓住时，却忽然发现它已经是那么的遥远，只有满目的断壁颓垣，让他唏嘘不已。
火焰山在夏季仿佛是一块炙热的红铁，1300年前，一位诗人路经这里写下了：“火云满山凝未开，飞鸟千里不敢来”的句子。在火焰山身后的峡谷中，有一个名叫柏孜克里克的地方，虔诚的工匠们从公元5世纪起在这开凿洞窟，佛教的造像艺术开始兴起，一批又一批对佛怀有敬意的画师来到此地，他们面对绝壁山崖，留下了一条曾经布满了绚丽图案的画廊，静静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。
柏孜克里克千佛洞，始凿南北朝后期，经历了唐、五代、宋、元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，一直是高昌地区的佛教中心，回鹘高昌是石窟群最繁华的时期，这里曾经是高昌王的王家寺院。
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维吾尔语的意思是“装饰绘画”。窟群散布在河谷西岸约一公里范围内的断崖上，分三层修建，凿有洞窟83个，现存57个，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，总面积1200平方米。
回鹘人自公元9世纪迁到吐鲁番后，原本信奉摩尼教的他们，开始皈依佛教了，在公元10至11世纪间，柏孜克里克石窟寺的建设在回鹘人的支持下达到了顶峰，大型壁画中出现回鹘国王与王后供养礼佛的图像，画家们在描绘这些信众面容的时候，仔细的表现了供养者的外形特征，当然，画师们在作画的时候并未忘记向观者提供供养者的身份等级，上层回鹘人非常体面地穿着垂直脚面的长袍，袖子宽大，衣服用华丽的面料剪裁而成。上层社会的男子和妇女们都戴着耳环，在这些衣着相似的人中，等级主要是靠衣冠来区别的。现在墙上挂的壁画是我国文物工作者从柏林博物馆拍回的照片。
第20洞窟南壁上，而今空空如也，这上面本来有一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壁画，名为智通、进慧、法慧三都统供养像，非常不幸的是，壁画在上世纪初，被外国冒险家盗割而去，现在只有照片留存于世，画面中的三位僧人着装，均为交领广袖的中原袈裟，双手执花供养，连回鹘高昌的僧人与中原僧人的着装都大致相同，可见中原文化在此地的影响深远。
由于吐鲁番地域条件的限制，营造巨大的庙宇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缺少成材的木料和上乘的石材，建造者主要依靠土砖、芦苇、泥土和少量的木头为原材，在柏孜克里克，所有庙宇的方位都经过了设计，同时面向一个大型平台开放，这使整个建筑都具有一种整体感，因为虔诚，建造者想尽了一切办法。沿着平台，木拉提和朋友来到了最具代表性的33号洞窟。
在33号窟的后壁，一幅表现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画像，具有不同的民族特征，中间的这个人是来自中原的官员，还有飘着棕红色胡须的，眼睛呈现绿宝石色的，具有吐火罗人的特征的人，还有头戴着朝鲜式样帽子的人，也有与伊朗人一样长有很黑的胡须，小胡子浓黑而且翻卷的人，在丝绸之路的干道上，吐鲁番，来来往往，经历了多少民族，在那时的吐鲁番，不同祖籍的人可以和睦相处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也可以相安无事的共存。由此可见，吐鲁番当年宗教的宽容程度。
一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沧桑的岁月改变了太多的东西，由于宗教战争的破坏，特别是西方探险家粗暴的切割，石窟已经满目疮痍，但是这些丹青斑驳的残存壁画仍然使木拉提感觉到历史的信息。
吐鲁番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，一个重要的文化中转站，它以满腔热情，把中原文化接收过来，然后向西传递，同时，它又将本地文化和西域文化向东输送，直达中原，正是因为吐鲁番盆地处于一种开放体系面向大家，才使人们更加向往吐鲁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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